历代食人历史

 周王朱橚第五子朱有熺食人肝脑，废为庶人[28]。

韩观杀人甚多，御史欲弹劾他。一日，观召御史饮，以人皮为坐褥，耳目口鼻显然，发散垂褥，首披椅后。肴上，设一人首，观以箸取二目食之，曰：“他禽兽目皆不可食，惟人目甚美。”观前席坐，每拿人至，命斩之，不回首视，已而血流满庭。观曰： “此辈与禽兽不异，斩之如杀虎豹耳。”御史战栗失措曰：“公，神人也。”竟不能劾。[29]

天顺元年（1457年），北畿、山东并饥，发茔墓，斫道树殆尽。父子或相食[30]。

成化二十年（1484年），是秋，陕西、山西大旱饥，人相食。停岁办物料，免税粮，发帑转粟，开纳米事例振之[31]。

正德 编辑

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，大旱、蝗灾，民大饥，疫病流行，人相食。

正德五年（1510年）八月，刘瑾被磔死，凌迟三日，共剐3300余刀。行刑之日，北京鼎沸，百姓相争以一钱买刘瑾一块肉，生吞以泄恨。

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：“是岁，淮扬饥，人相食。”《明史·武宗纪》

嘉靖 编辑

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，韩邦靖“起山西左参政，分守大同。岁饥，人相食，奏请发帑，不许。复抗疏千余言，不报。乞归，不待命辄行。军民遮道泣留，抵家病卒，年三十六。”（明史卷201）

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“湖广、河南、大名、临清饥。南畿诸郡大饥，父子相食，道殣相望，臭弥千里。”（《明史·五行志》）

嘉靖四年（1525年）三月，余珊应诏陈言曰：“自逆瑾（刘瑾）以来，尽天下之脂膏，输入权贵之室。近年以来，黄纸蠲放，白纸催缴；额外之敛，下及鸡豚；织造之需，自为商贾；江淮母子相食，兖豫盗贼横行，川陕湖贵疲于供饷：田野嗷嗷，无乐生之心。”（明史卷208）

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：“畿内、河南、湖广、山东、山西大饥。十五年（1536）湖广大饥。”（明史卷30·五行志）

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（二月）“宣大二镇大饥，人相食。”（《明史·五行志》）

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，京师大饥，人相食，米石二两二钱。（《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》引《金垒子》）

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“辽东大饥，人相食。”（《明史，五行志》）

“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年）八月，以辽东连年饥馑，至有父食死子者，发银籴粟赈之。”（《中外历史年表》）

万历 编辑

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李时珍完成《本草纲目》，他搜集药名是为了“凡经人用者，皆不可遗”，“人部”举凡毛发、指甲、牙齿、屎尿、唾液、乳汁、眼泪、汗水、人骨、胞衣（紫河车）、体垢、月水、人势（阴茎）、人胆、结石……皆可入药。头发可治伤寒、肚疼，男性阴毛治蛇咬，人魄（人吊死级的魂魄）可以安神定魄。

万历十五、十六年（1587年－1588年）河北大饥，“七月，黄河以北，民食草木。富平、蒲城、同官诸县，有以石为粮者。”、“河南饥，民相食。”

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“两畿饥。阜平县（真定西北，邻山西）有杀食其稚子者。”（《明史·五行志》）

康熙十二年修《青州府志》第20卷载，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年），山东青州府推官黄槐开在一件申文中说：“自古饥年，止闻道殣相望与易子而食、析骸而爨耳。今屠割活人以供朝夕，父子不问矣，夫妇不问矣，兄弟不问矣。剖腹剜心，支解作脍，且以人心味为美，小儿味尤为美。甚有鬻人肉于市，每斤价钱六文者；有腌人肉于家，以备不时之需者；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；有饿方倒而众刀攒割立尽者；亦有割肉将尽而眼瞪瞪视人者。间有为人所诃禁，辄应曰："我不食人，人将食我。"愚民恬不为怪，有司法无所施。枭獍在途，天地昼晦。”

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正月，“以山东大饥，致母食死儿，夫食死妻，再振之。”（《中外历史年表》）

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连两年山东大饥，蔡州有人肉市。“中州兄弟两无子，去山东买妾，遇二女，自称姑嫂，骗兄弟往。兄得小姑。小姑私语之曰：汝弟已为我嫂制成肉羹矣。兄急往视，弟头尚扔炕下。兄急诉之县，抵嫂于罪，兄带小姑去。”（《枣林杂俎》）

近日福建抽税太监高采谬听方士言：食小儿脑千余，其阳道可复生如故。乃遍买童稚潜杀之。久而事彰闻，民间无肯鬻者，则令人遍往他所盗至送入，四方失儿者无算，遂至激变掣回。此等俱飞天夜叉化身也。[32]

天启 编辑

清皇太极之天聪元年，（1627年，天启七年），“国中大饥，斗米价银八两（天启时金一两合银十两），人有相食者。国中银两虽多，无外贸易，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。良马银300两，牛一银百两，蟒缎一，银百五十两，布一匹，银九两。”（《清太宗实录卷三》）

“天启辛酉，延安、庆阳、平凉旱，岁大饥。东事孔棘，有司惟顾军兴，征督如故，民不能供，道殣相望。或群职富者粟，惧捕诛，始聚为盗。盗起，饥益甚，连年赤地，斗米千钱不能得，人相食，从乱如归。饥民为贼由此而始。”[33]

崇祯 编辑

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，杀袁崇焕。张岱《石匮书后集》：“（袁崇焕）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，寸寸脔割之。割肉一块，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。刽子乱扑，百姓以钱争买其肉，顷刻立荆开腔出其肠胃，百姓群起抢之，得其一节者，和烧酒生啮，血流齿颊间，犹唾地骂不已。拾得其骨者，以刀斧碎磔之，骨肉俱尽，止剩一首，传视九边。”，“时百姓怨恨，争啖其肉，皮骨已尽，心肺之间犹叫声不绝，半日而止，所谓活剐者也……百姓将银一钱，买肉一块，如手指大，啖之。食时必骂一声，须臾崇焕肉悉卖尽。”（计六奇：《明季北略》卷五）

明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，皇太极攻大凌河，祖大寿死守，史载“旋有王世龙者，越城出降，言城中粮竭，商贾诸杂役多死，存者人相食，马毙殆尽。……大寿欲突围，不得，与约许至锦州取妻室，乃誓而后降。”（《清史稿·卷234 祖大寿传》）祖大寿疏奏：“被围将及三月，城中食尽，杀人相食。”（《崇祯长编》卷五二）。《清太宗实录·卷十》亦载：“明大凌河城内，粮绝薪尽。军士饥甚，杀其修城夫役及商贾平民为食，析骸而炊。又执军士之羸弱者，杀而食之。”

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，“河间大饥，人相食。”《明史·陈三接传》

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，“太原大饥，人相食。”（明史·五行志）

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，“山西大饥，人相食。”（《明史·庄烈帝纪》）

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，浙江闹饥荒，父子、夫妇、兄弟相食。

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郑鄤以“杖母、奸妹”罪被磔死。《明季北略》记载郑鄤被凌迟三千六百刀后，为“都人士”药用：“炮声响后，人皆跻足引领，顿高尺许，拥挤之极……归途所见，买生肉为疮疥药料者，遍长安市。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，功名显宦，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，亦大奇也。”

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，全国有123州县发生“人相食”，98州县蝗灾。崇祯十三年“两畿、山东、河南、山、陕旱蝗，人相食。”，“北畿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浙江、三吴皆饥。自淮而北至畿南，树皮食尽，发痤胔以食。”

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，“浙江大旱，飞蝗蔽天，食草根几尽，人饥且疫”。崇祯十四年二月，时山东荒旱，寇盗益炽，徐德（南端到北端）数千里白骨纵横，父子相食，人迹断绝。（彭贻孙《平寇志》）

崇祯十四年，左懋第督催漕运，道中驰疏言：“臣自静海抵临清，见人民饥死者三，疫死者三，为盗者四。米石银二十四两，人死取以食。惟圣明垂念。”（《明史卷295·左懋第传》）

明朝末年，四川大饥，“蜀大饥，人相食。先是丙戌、丁亥，连岁干涸，至是弥甚。赤地千里，粝米一斗价二十金，养麦一斗价七八金，久之亦无卖者篙芹木叶，取食殆尽。时有裹珍珠二昇，易一面不得而殆：有持数百金，买一饱不得而死。于是人皆相食，道路饥殍，剥取殆尽。无所得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妻，转相贼杀。”（清·彭遵泅《蜀碧》卷四）

“庚辰山西大饥，人相食，剖心，其窍多寡不等。或无窍，或五六，其二、三窍为多，心大小各异。”（《枣林杂俎·和集》）

明朝崇祯末年，河南和山东发生饥荒和蝗灾，可以吃的东西都已经吃完，唯一剩下的可以吃的就只有人，于是便有了公开的人肉市场，其贩卖的乃是活生生的人，称之曰“菜人”。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妇女幼孩，反接鬻于市，谓之菜人”。[34]

《陕西通志》第86卷载有明朝崇祯年间马懋才的《备陈灾变疏》，疏中写道：“臣乡延安府，自去岁一年无雨，草木枯焦。八、九月间，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，其粒类糠皮，其味苦而涩，食之仅可延以不死。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；则剥树皮而食。诸树惟榆树差善，杂他树皮以为食，亦可稍缓其死。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，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。甘石名青叶，味腥而腻，少食辄饱，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。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，而一、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，而抢掠无遗矣。有司亦不能禁治。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；且曰：“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，与其坐而饥死，何若为盗而死，犹得为饱鬼也。”

由于全球气候的变化，崇祯时期闹饥荒，持续时间长，波及面广，危害严重。[来源请求]计六奇说：“天降奇荒，所以资自成也！”[35]。

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二月，李自成攻陷洛阳，杀重达三百六十多斤的福王朱常洵，用他的肉和皇家园林里的梅花鹿一同烹煮，在洛阳西关周公庙举行宴会，赐给部下食用，名曰“福禄宴”。[36]

南明时期四镇之一的刘泽清性情凶残，军纪败坏，形同盗匪，府中养著两只黑猩猩。又嗜食人肉，一次设宴请客，在宴会厅中当场打死一名死囚，取出脑浆、心肝放在金瓯中，刘泽清吃人肝，喝脑浆。旁若无人，宾客莫不胆战心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