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

 【守节】

在《内闱：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》中，讲到宋代的丧偶女性一般都会再婚。法官对一位曾有过三个丈夫的女性区氏的判决是“或嫁或不嫁，惟阿区之所自择，可也”。

宋代虽然理学发达，学究们反对寡妇再嫁声音貌似很大，但实际上起到的作用非常小。真正使女性们普遍选择守节的，是元代的制度。

张彬村(1999):《明清时期寡妇守节的风气：理性选择的问题》讨论了这个变化。

蒙古统治者建立元朝后，把游牧民族的婚姻制度强加在农耕的汉人社会，使得原本属于妇女的人身权、子女权、财产权转移到夫家。这项制度上的转折，让元明清的丧夫妇女被迫选择守寡，因为这么做最符合她们的利益。社会、人文、(尤其是)经济的转变，让明清妇女更容易守节。换言之，明清的守节风气，是汉人的婚姻制度被外力扭曲后，妇女无奈之下的理性选择，也可说是蒙古与汉人婚姻制度的混血产物。

蒙古统治汉人之前，如果女儿婚姻不美满或女婿死亡，原生父母或祖父母可以替她安排再婚，或让女儿回家居住(归宗)。换言之，元代之前妇女的人身权，基本上属于本家或自己。

蒙古人引入的婚姻制度，对元明清产生强烈的影响，主要表现在三方面。

1)妇女的孝顺对象，从本生父母转为丈夫的父母(公婆)：寡妇在夫家守节，而不在本生家。换言之，元明清妇女的人身权，已从本家转到夫家，寡媳有孝养公婆的义务。

2)宋代妇女的财产权，不会因结婚而受损。元明清的妇女已无财产承分权，若寡妇要再嫁，财产必须留在夫家。换言之，妇女结婚后就把财产权转渡给夫家，失去财产的支配权。但寡妇只要留在夫家，就可以保有嫁妆与从夫家得到的财产。

3)宋代丧偶妇女再嫁时，有权带走子女，元明清的妇女必须把子女留在夫家，子女权属于夫家而非母亲。简言之，元代的新婚姻制度，让妇女失去了人身权、财产权、子女权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蒙古与汉人的婚姻制度有三项差异。

1)蒙古采一夫多妻制，汉人采一夫一妻制。汉人可以有妾，但妻妾的身分有嫡庶之分；蒙古人的多妻制下，诸妻的地位一样，可以赠妻或卖妻。

2)蒙古讲究对女方的聘礼，但女方无嫁妆；汉人的聘礼较象征性，但讲究嫁妆。蒙古婚俗重聘礼，这是买婚习俗的延绩，用以补偿女方家庭的损失。汉人重嫁妆，等于是得父母那里提前继承财产；带去夫家的嫁妆，也有保障基本生活的用意。

3)蒙古人行收继婚(例如兄终弟及)，汉人祝之为乱伦。

为什么蒙古行收继婚？因为妇女结婚后被视为夫家财产，丈夫身故后不能离开，要由夫家的成员接收为妻子，称为收继婚。收继者通常是丈夫的兄弟，或丈夫与其他妻子所生的儿子，或是其他亲戚；儿子甚至可以收亡父之妻，只要非生母即可。这是上自皇室贵族，下迄贫民一体风行的习俗。好处有三：

1)家族继续保有这位女性(活财产)；

2)收缴者可接收寡妇财产；

3)解决寡妇的生活与扶养问题。

1276年蒙古人消灭宋朝，在一世纪的统治期间引入收继婚制，汉人经过长期的抗争磨合，转变成明代的婚姻制度，清朝承续此制直到民国初年，过程如下：

1303年元成宗下圣旨，明示女性的再婚规定：今后应嫁妇人，不问生前离异，夫死寡居，但欲再适他人，其随嫁妆奁原财产等物，一听前夫之家为主，并不许似前搬取随身。这是中国史上首次明确剥夺寡妇和失婚妇女的财产权。这是蒙古人的价值观：妇女的财产权完全操在夫家。1369年明太祖颁布相同的规定，清朝的法律仿效明朝。同样地，在这种概念下，子女权也属于丈夫家族，甚至连人身权都失去了。

蒙汉的观念差异极大。汉人对血亲与姻亲的性禁忌非常严格，犯禁就是乱伦。在这种观念下，收继婚对汉人而言是最严重的乱伦，完全无法接受。

元朝统治者面临汉人的抵抗，也在调整法律的施用规定，大体而言有几个阶段性的变化：

1)1271年之前，蒙古人与汉人的法律分开适用。

2)1271-67年间，法律全面蒙古化。

3)1276-94年间，逐渐宽松地教行蒙古法律。

4)1294-1330年，蒙古法律逐渐汉化。1330年下令取消汉人的收继婚：“诸汉人、南人，父殁，子收其庶母，兄殁，弟收其嫂者，禁之。诸姑表兄弟叔嫂不相收，收者以奸论。”

取消汉人的收继婚，接受新的守寡方式，是蒙汉妥协的结果：蒙古的寡妇本来就留在夫家，汉人接受这一点，让寡妇在夫家守节对汉人而言，只要不强制收继婚，在夫家守寡是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。对蒙古统治者来说，汉人寡妇不外嫁，基本上就符合蒙古法律，统治者就可以不强制收继婚。从寡妇的立场来说，可以免除被收继的恐惧，保住部分的自主权(人身权)。

但为何不易再嫁？

1)财产权和子女权早已移转夫家，寡妇若要再嫁，必须放弃这两项，意愿自然减弱。

2)从婚姻市场的观点里来看，寡妇的价值较新妇低，新夫又不能得到寡妇的财产，再嫁的机会就减少了。

整体而言，1330年之前汉人寡妇选择守节，主要的考虑是“收继婚的乱伦恐惧”；1330年之后选择守节，主要考虑是财产权与子女权已移转到夫家，再嫁就会失去这两项重要倚靠。还有两项社会条件的搭配因素：

1)政府表扬守寡者，

2)工商业的发展，寡妇较有自食其力的机会。

蒙元朝廷明白，不易强制汉人行收继婚，就退而求其次，表扬妇女不再嫁。1304年颁布表扬守节的政令：“今后举节妇者，若三十以前夫亡守志，五十以后晚节不易，贞正著明者，…申呈省部，依例旌表。”1368年朱元璋颁布类似的诏书：“民间寡妇，三十以前夫亡守志，五十以后不改节者，旌表门闾，免除本家差役。”清朝跟随这个概念，在1723年规定：“节妇年逾四十而身故，计其守节已逾十五载以上，亦应酌量旌奖”。旌表的方式，原本是朝廷给匾额张挂在节妇家门上。到了明朝嘉靖，政府拨款30两银，给个别节妇建造牌坊。具体方式随时间地点而异，但类励节妇的精神，在元明清是延续的。

政府虽然表扬守节，但对贫困寡妇并无特定的救济。元代的清寒寡妇，虽然有意守节，但迫于生计只好“死一夫易一夫”。明清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，提供寡妇较多谋生机会，其中最主要的是棉纺织业。为何不是麻织或丝织？因为麻织品普遍，附加价值低；丝织品较具技术性，市场价值高，涿渐向城镇转移，由男性手工匠掌握，乡间或弱势妇女不易参与。

明代后期棉花成为主要纺织原料，棉织品逐渐普及化，适合妇女参与生产：每两件棉衣就有一件是妇女织造的棉布制作的，称为棉花革命。妇女从棉纺业的所得，高于在田地工作的报酬；棉纺业可以养活自己，也可以扶养小孩。换言之，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寡妇独立机会，守节的可能性因而增加。